共工新闻网·GNN电（记者 王超）十载追思承文脉，守正出新续华章。2026年10月18日上午，由西安思源学院陈忠实研究中心、陕西白鹿书院、陈忠实文学馆联合主办的“守正与新变：陈忠实文学精神的当代传承与新时代文艺实践——纪念陈忠实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思源学院陈忠实文学馆顺利举行。

本次研讨会以纪念陈忠实先生逝世十周年为契机，立足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新时代文艺实践的现实语境，围绕陈忠实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涵、艺术成就与精神价值，以及新大众文艺兴起背景下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旨在深化陈忠实文学研究，弘扬陕西文学优良传统，探索新时代中国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李建军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原所长、《延河》杂志原副主编张艳茜，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志春教授，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裴亚莉教授，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段建军教授，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文学院王鹏程教授，灞桥区政协原常委、文史专家许卓良，西安市灞桥区书画协会副会长、区诗词楹联协会副会长杨红利，陕西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陈宏宙，西安思源学院文学院院长梁瑜霞教授，西安思源学院汉语言文学教研室主任吴玉军教授等专家学者及文化界人士出席研讨会。会议由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会长邢小利主持。

会议伊始，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邢小利代表主办方向莅临研讨会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感谢。他深情回顾了陈忠实先生与陕西白鹿书院的深厚渊源，指出白鹿书院自2005年在陈忠实先生的参与和支持下创办以来，始终与先生的文学事业紧密相连。值此陈忠实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大家相聚陈忠实文学馆，既是为了深切缅怀先生，追忆与先生交往的难忘岁月，也是为了传承其文学精神，共同推动陈忠实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他指出，陈忠实先生不仅是陕西文学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家，其文学成就、创作经验与精神遗产值得持续深入研究和系统阐释。他表示，陕西白鹿书院、陈忠实研究中心和陈忠实文学馆肩负着传承弘扬陈忠实文学精神、深化相关学术研究的重要责任，希望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汇聚学界智慧，深化交流合作，积极推进学术论文集编纂与系列研究著作出版，进一步拓展陈忠实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推动陈忠实文学精神在新时代的赓续传承与创新发展。

李建军教授从道义精神、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典范和北方文化气质三个方面，深入阐释了陈忠实文学创作的经典价值与当代意义。他高度评价了陈忠实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分别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不同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他们三个不仅是陕西文学的三座高峰，而且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三座高峰。”

首先，李建军教授强调，《白鹿原》最为重要的精神价值在于其所蕴含的“伟大的道义感”。他援引托尔斯泰关于伟大艺术与道义感关系的论述，指出陈忠实通过《白鹿原》的创作，表达了对传统社会中逐渐消逝的道义精神和伦理世界的深切追怀。朱先生、白嘉轩以及后来立志“学为好人”的黑娃等人物，都在不同层面体现了这种道义精神。他认为，相较于作品高超的艺术成就与感染力，《白鹿原》所呈现的道义精神更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善对于美来讲，对艺术和文学来讲，它是灵魂性的东西。”因此，《白鹿原》不仅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文学经典，也为观察和评价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一个坐标”。

其次，李建军教授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变风变雅”的概念出发，提出以“正体小说”与“变体小说”的区分重新认识《白鹿原》的艺术价值。他认为，《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是中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作，在细节描写、情节组织、人物塑造等方面，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艺术经验。“一部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它都在里面包含着。”在他看来，柳青、路遥与陈忠实虽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模式，但都代表了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成就。《白鹿原》在“正体小说”这一艺术范式中，至今仍具有难以超越的经典价值。他特别强调，陈忠实等作家的文学创造来自真切的生命经验、扎实的生活积累与严肃的艺术探索，其“最本分、最认真、最诚实的写作”态度，是当代文学尤为值得珍视和传承的宝贵经验。

最后，李建军教授着重论述了《白鹿原》所体现的“北方气质”及其文化美学意义。他认为，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变迁，不仅需要关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还应重视不同地域文化及其审美精神之间的差异。《白鹿原》所呈现的雄浑、厚重、典雅、克制的艺术风格，体现了以关中地域文化和儒家文化传统为重要根基的北方文化精神。他将这一精神特质与《左传》《史记》及杜甫诗歌等经典所体现的历史意识、道德力量和崇高品格相联系，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伟岸的、有力量的、崇高的”精神气质，在《白鹿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进一步指出，陈忠实文学研究应当突破既有研究视野，从时代变迁与地域文化的双重维度，深入考察其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涵、文化品格与审美价值，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陈忠实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路径。

张艳茜研究员结合与陈忠实先生三十余年的交往经历，深情追忆了先生的文学人生与精神风范，并从思想观念的自我超越、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经验和文学精神的时代价值等方面，深入阐释了陈忠实留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宝贵精神遗产。她指出，陈忠实先生留给后人的“远不只是一部《白鹿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探索中，他完成了从农村业余作者到文学大家的蜕变，其文学精神的内涵远比通常所概括的更为深广。

张艳茜认为，陈忠实文学精神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他对自身思想局限的清醒认识与艰难超越。在《白鹿原》创作之前，陈忠实经过长期的文学实践，逐渐意识到制约自身创作突破的根本问题并非艺术技巧的不足，而是既有思想观念的束缚。为此，他主动开启了思想观念的自我“剥离”，在卸除因袭重负的同时，不断打开自身的精神世界。她强调，“真正的思想解放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而是在充分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对传统的超越”。这种思想上的自觉更新，不仅推动了陈忠实创作观念的深刻转变，也为《白鹿原》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艺术经验层面，张艳茜特别强调陈忠实从“生活体验”向“生命体验”的创造性跨越。她指出，“生命体验”是理解陈忠实文学思想与艺术创造的重要概念，其核心在于作家不能停留于对生活表层经验的观察与再现，而应深入现实生活的内在肌理，将个人的心理体验、情感体验与思想认识融入艺术创造，以深切的生命意识观照社会历史与现实人生。她认为，这一转变不仅是创作观念的深化，更触及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本问题。“现实主义的力量不在于题材本身，而在于作家是否将自己的灵魂和情感真正融入所书写的现实。”这一艺术经验对于克服当下文学创作中现实感受不足、精神投入不够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张艳茜进一步指出，陈忠实的文学创造还体现为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深邃的历史眼光与自觉的艺术追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陈忠实选择以《白鹿原》这样一部厚重的史诗性作品回应时代，具有超越文学本身的思想文化意义。他在长期创作实践中不断调整文学观念，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与艺术叙述方式，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表达。陈忠实晚年反复强调“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既是对自身艺术追求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他对文学独创性与艺术尊严的坚定守护。

她强调，从思想观念的“剥离”到生命体验的深化，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探索到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更新，再到“文学依然神圣”的庄严信念，陈忠实的文学思想、艺术经验与精神追求构成了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共同指向一个值得当代作家和研究者深入思考的命题：文学如何在变化的时代中保持思想的力量、艺术的追求与艺术的尊严。 她认为，回答这一命题，既需要对陈忠实等文学前辈的精神遗产作出深入理解与真诚继承，也需要立足新的历史条件，以更加自觉的文学担当和艺术创造作出富有时代精神的回应。

张志春教授结合自己数十年来对陈忠实文学创作的关注与研究，从乡土生活经验、文学语言创造和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深入阐释了《白鹿原》的艺术成就与经典价值。他回忆，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阅读陈忠实的作品时，便对其姓名产生了独特的理解：所谓“忠实”，意味着在时间与空间的变迁中，始终保持对生活真实与事物本相的尊重。这一理解也成为他认识陈忠实文学创作的重要切入点。他指出，陈忠实始终保持着对关中乡土、农民生活与黄土地的深厚情感，长期扎根乡村的生活经历，为其文学创作积累了深沉而丰厚的生命经验，也为他最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志春教授特别强调，陈忠实文学创作的独特成就，在于他真正形成了植根于关中乡土生活的语言表达方式。他回顾自己初读《白鹿原》时的深刻震撼，认为作品不仅以宏阔的历史叙事呈现了黄土地上世代普通人的命运，更以充满敬重与理解的立场赋予平凡生命以文学尊严。他曾专门搜集、研究《白鹿原》中的比喻句，发现这些语言表达无不契合关中农村的生活语境。它们不仅源于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记忆，也凝聚着父辈、祖辈乃至更为久远的乡土生活经验，使小说语言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质。他进一步指出，陈忠实的小说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包蕴式”特征，即在叙述中融入描写，在具象表达中承载深厚意蕴，使人物、景物与情感的书写呈现出丰富的内涵与厚重的历史质感。这种独特的语言创造，不仅体现了陈忠实对于文学表达的自觉探索，也是《白鹿原》形成雄浑厚重艺术风格的重要基础。

在人物塑造与文化心理结构方面，张志春教授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对《白鹿原》中的鹿子霖、白嘉轩和朱先生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他认为，三个人物分别呈现了不同层次的欲望结构、伦理意识与精神追求：鹿子霖体现了本能欲望的放任，白嘉轩代表了在传统伦理规范中协调现实欲望与社会秩序的自我意识，而朱先生则体现了超越世俗欲望、追求道德理想与精神境界的“超我”品格。通过不同人物精神结构的对照，陈忠实不仅揭示了乡土社会复杂的人性世界，也展现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内在张力，赋予小说人物塑造以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

张志春教授认为，陈忠实以独具个性的文学语言、深厚的乡土生命体验和富有历史纵深感的艺术创造，为中国文学贡献了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经典之作。他深情回忆，陈忠实先生逝世时，自己曾撰写挽联：“何人赓续红楼梦，今日低回白鹿原。”他指出，《白鹿原》以其独特的文学成就，为中国文学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也成为中国文化精神与文学创造力的重要体现。今天重读《白鹿原》、缅怀陈忠实先生，既是向这位文学大家致敬，也是对其文学精神与艺术创造的再认识。

段建军教授结合与陈忠实先生多年的交往经历，从人格风范、文学伦理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深情追忆了陈忠实先生的为人处世及其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涵。他回忆，1993年《白鹿原》问世不久，自己便因作品对关中乡土生活与人物命运的深刻书写而深受震撼，并由此与陈忠实先生结识。在此后的交往中，陈忠实先生豁达真诚、宽厚待人的人格品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段建军特别提到，陈忠实先生曾在谈及文学创作与教书育人的关系时说：“任何工作你把它做好了，到最后都是神圣的。”在他看来，这一朴素而深刻的人生感悟，体现了陈忠实先生对职业价值、人生意义与精神追求的深刻理解，也彰显了其严肃认真、诚恳务实的人生态度。

段建军教授指出，陈忠实先生的人格理想与文学创作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而贯穿其中的重要精神命题便是“做一个好人”。《白鹿原》以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和深沉厚重的生活书写，呈现了不同社会境遇与伦理关系中的人性选择，使“好人”不再是某种抽象的道德概念或单一的人格范式，而成为需要在具体生活中不断探索和实践的人生追求。他以田小娥、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物为例，指出小说通过对不同人物命运、性格与精神世界的刻画，展现了人性与道德判断的复杂性。“好人可能不是某一个样板”，而是具有多样化的存在形态。真正的“做好人”，并非简单地遵循某种既定的道德规范，而是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不断完善自我，在尊重他人、关怀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

在此基础上，段建军教授进一步阐释了陈忠实文学精神中深厚的人文关怀。他认为，无论是陈忠实先生的文学创作，还是其日常生活中的言行，都体现出对人的尊严、生命价值与现实处境的高度关注。陈忠实始终将人置于文学思考与社会关怀的中心，以深切的生命意识理解人的生存境遇，以真诚的人道情怀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段建军结合与陈忠实先生交往中的具体经历指出，文学艺术乃至一切社会实践，都应当坚持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生命与尊严，关注人的现实需要与精神诉求。他强调，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不仅构成理解陈忠实人格风范与《白鹿原》思想价值的重要维度，也为反思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价值取向提供了深刻启示。面对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更应珍视文学对于人的关注与理解，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坚守人的主体地位与生命尊严，使文学始终保持应有的人文温度与精神力量。

杨红利老师以《〈白鹿原〉的历史批判性探析》为题，从革命叙事的反思、历史编纂方式的重构、宗法伦理秩序的批判及土地革命的文学书写等方面，深入探讨了《白鹿原》的历史意识与批判精神。她提出，《白鹿原》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历史的重写，这种重写又体现了怎样的历史批判意义，是理解作品思想内涵与文学价值的重要问题。

杨红利老师认为，《白鹿原》的历史批判性首先体现为对传统革命叙事的反思与“祛魅”。小说以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为历史背景，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融入白鹿原上普通民众的生活与命运之中，并未完全按照既有革命史叙事框架组织历史材料，而是从日常生活、家族伦理与民间社会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进程。她特别援引小说中朱先生以“鏊子”比喻政治纷争的情节，指出这一富有民间智慧的隐喻，超越了简单的革命与反革命二元叙事，将历史变革置于普通百姓的生存处境中加以观照，揭示了宏大历史进程与民间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她认为，这种立足普通民众命运的历史书写，体现了陈忠实对历史现实的独立思考与文学创作的责任担当。同时，她也注意到，小说对革命人物与革命历史的呈现存在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复杂性，其历史批判价值及叙事局限仍有必要结合具体文本作深入辨析。

其次，杨红利老师从“民族秘史”的角度阐释了《白鹿原》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她指出，陈忠实以白鹿两大家族的兴衰变迁为叙事主线，将重大历史事件融入宗族生活、乡村伦理与普通人物的命运之中，使那些容易被宏大历史叙事遮蔽的民间经验重新进入文学视野。“民间立场赋予了历史以另一种温度。”《白鹿原》通过对祠堂祭祖、乡约训诫、家族关系和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呈现了历史运行的深层文化脉络，也展现了传统宗法社会内部复杂的伦理关系与权力结构。她认为，小说对于宗法秩序并非采取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在展示其维系乡村社会秩序作用的同时，深刻揭示其中的等级观念、性别压迫与人性困境。特别是田小娥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陈忠实对传统男权秩序及其伦理规范的反思与批判，使作品的历史书写具有更加深刻的人性关怀与批判意识。

在土地革命与阶级叙事层面，杨红利老师进一步分析了《白鹿原》对传统地主形象塑造模式的突破。她指出，陈忠实没有将白嘉轩简单塑造为符号化的剥削者，而是通过其勤劳持家、恪守乡约及复杂的人格表现，呈现人物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与历史境遇。这种超越单一阶级身份的人物书写，既体现了作家对历史复杂性和人性多面性的关注，也使《白鹿原》对既有历史叙事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回应。她认为，陈忠实的重要价值正在于坚持从具体的生活经验与真实的人性出发，不以既定观念简单裁剪历史，而是以独立的文学立场审视时代变迁及其对普通民众命运的深刻影响。

杨红利老师强调，《白鹿原》的历史批判性不仅体现为对既有历史叙事方式的反思，更在于其以民间生活为根基、以普通人的命运为中心，重新呈现历史的复杂面貌与人性的丰富内涵。她认为，陈忠实敢于突破既有叙事模式，以独立的文学判断和深切的现实关怀书写历史，体现了作家可贵的艺术勇气与创作担当。对《白鹿原》历史批判精神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作品思想内涵与叙事艺术的认识，也为重新思考文学与历史、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裴亚莉教授结合个人阅读经历、与陈忠实先生的交往往事及长期从事中国电影与文艺研究的学术积累，从文学经典的精神感召、文学艺术的地域文化特质、乡土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以及数字媒介时代文学精神的传承等方面，阐释了陈忠实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与当代启示。她深情回忆了青年时期初读《白鹿原》时的震撼与感动，指出这部作品不仅深刻影响了自己的文学阅读与学术关注，也给予了普通乡村读者以精神鼓舞，使文学经典的价值超越专业研究领域，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她还回忆了陪同《白鹿原》繁体中文版出版人拜访陈忠实先生的经历，认为陈忠实先生始终保持着真诚质朴、重情重义的人格品格，体现了路遥所倡导的“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情”的精神追求。

在文学艺术的地域文化特质方面，裴亚莉教授从中国文学地理与艺术地理的整体视野出发，将陈忠实的文学创作置于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与地域文化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她指出，中国不同地域的文学艺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审美风格与文化气质。以长安画派的兴起和西部电影的发展为例，陕西乃至中国西部文学艺术的繁荣，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文艺发展重心的转移及艺术地理版图的拓展具有密切联系。陈忠实的文学创作同样植根于这一历史进程，其独特的地域文化气质与艺术风格，应当放在中国文学艺术地理格局的整体演变中加以认识。她认为，从文学地理与艺术地理相结合的角度，考察陈忠实创作与长安画派、西部电影等艺术实践之间的文化关联，可以为深化陈忠实文学研究开辟新的阐释空间。

裴亚莉教授特别强调，陈忠实的文学创造与其长期置身乡土生活、保持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密不可分。她结合陈忠实先生的写作习惯与生活经历指出，作家的身体经验、生活场景与艺术表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陈忠实长期生活在关中乡村，在熟悉的土地、乡亲与日常生活中观察社会、感受人生，使其文学语言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气息与强烈的生活现场感。她认为，文学创作不仅需要个人记忆与生命体验，更需要具体生活场景的持续滋养。正因如此，《白鹿原》虽然书写的是历史生活，却仍具有鲜明而强烈的“现场感”。这一创作经验与当下新大众文艺中创作者立足自身生活与劳动场景展开写作的实践形成了值得关注的联系，也为理解文学创作主体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面对人工智能、短视频等数字媒介迅速发展的时代语境，裴亚莉教授进一步提出，应当重新认识经典文学的审美价值及其对于个体精神成长的重要意义。她指出，数字媒介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与文化接受习惯，碎片化、即时性的媒介传播在拓展文化参与空间的同时，也对深度阅读、复杂叙事的理解与独立思考能力提出了挑战。《白鹿原》所体现的宏阔历史叙事、富有包蕴力的文学语言和深沉的思想表达，恰恰彰显了经典文学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她强调，陈忠实文学创作的重要启示，不仅在于作家如何以独立的思想判断认识和书写现实，也在于文学如何通过阅读与审美体验，帮助读者形成独立人格与独立判断能力。她认为，在新的媒介文化环境下，持续深化陈忠实及其作品研究，不仅是对文学经典的传承与阐释，更是对阅读能力、审美素养和独立精神的培育，对于新时代文学教育与公共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宏宙老师结合长期以来对陈忠实作品的深入阅读、版本校勘与文献考证，从文学文本的精细阐释、作家生平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白鹿原》版本研究等方面，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与学术思考。他坦言，虽然未曾与陈忠实先生谋面，但通过反复研读其文学作品、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走访先生生前友人，逐渐走进了陈忠实的文学世界与精神世界。他特别强调，文学研究应当以扎实的文本阅读为基础，注重对作品具体语言、叙事细节及其历史文化语境的深入考察。在开展《白鹿原》版本研究的过程中，他曾选取四种具有代表性的版本进行逐字校勘，甚至细致辨析字词、标点及其表达差异，以严谨的文献研究方法探寻作家的创作意图与艺术追求。

陈宏宙老师认为，对陈忠实文学精神的理解，不仅需要回到作品本身，也应当重视作家生平经历与文学史料的真实性。他结合走访陈忠实先生生前友人的经历，讲述了先生关心陕西文学事业、重视作家创作环境的往事，指出陈忠实先生在文学创作之外所体现的真诚品格与公共情怀，同样是其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近年来不断涌现的纪念文章与回忆文字，他特别强调，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多方访谈、文献比对与事实考证，尽可能保存真实、完整的作家记忆。他呼吁熟悉陈忠实先生生平与创作经历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相关史料整理，共同推进陈忠实生平实录及基础文献建设，为后续研究留下可靠的历史依据。

在《白鹿原》的文本阐释方面，陈宏宙老师提出，应当“回到生活的常识，回到历史的常识”，重新审视小说人物塑造与叙事细节中蕴含的深层意义。他以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物为例，指出《白鹿原》对传统乡土伦理与文化人格的书写具有复杂而深刻的批判意蕴，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传统文化的正面象征，而应结合人物命运、叙事结构与具体情节进行全面分析。特别是在朱先生的人物塑造中，他通过对小说中女性人物命运及相关细节的细读，揭示了传统男性文化权威与女性生命处境之间的深层张力，认为陈忠实在看似细微的叙述中寄寓了对传统伦理秩序的反思。他强调，《白鹿原》的艺术深度恰恰体现在这些需要反复推敲的语言细节与叙事安排之中，唯有尊重文本、深入细读，才能不断发现作品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内涵。

陈宏宙老师还介绍了近年来围绕《白鹿原》开展的版本研究与实地考证工作。他通过对小说不同版本的比较，关注文本修订、语言差异以及海外译本中的文化理解问题，并结合历史文献与实地走访，对《白鹿原》的具体修订地点进行了考察，追索作品版本演变与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细节。他指出，作品写作、修订及传播过程中的相关历史信息，是认识《白鹿原》经典生成历程的重要依据，也应当成为陈忠实研究持续深化的基础性工作。

谈及未来研究方向，陈宏宙老师表示，陈忠实先生曾说过“到《白鹿原》中去找我”，这一表述也成为自己开展研究的重要精神指引。尽管未曾与先生相识，但通过对作品的反复阅读、相关史料的持续搜集以及创作现场的实地考察，仍然能够不断接近作家的精神世界。他希望进一步加强陈忠实研究的史料建设、版本整理与学术交流，为《白鹿原》的经典阐释及陈忠实文学精神的当代传承提供更加扎实的文献基础，推动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

王鹏程教授从《白鹿原》的叙事艺术与陈忠实的人生经历出发，围绕小说的反讽结构、作家的文学志业及其行政生涯展开深入探讨。他指出，陈忠实在《白鹿原》的创作中表现出缜密的艺术构思与深刻的思想洞察，小说中许多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味与批判意蕴。尤其是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物的命运安排，构成了对传统伦理秩序及其文化人格的复杂反讽。因此，不能仅从表层情节出发，将《白鹿原》简单理解为对儒家文化的眷恋与肯定，而应深入文本内部，关注人物塑造与叙事细节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作品丰富而充满张力的思想内涵。他认为，“学做好人”是贯穿《白鹿原》的重要精神命题，但小说所呈现的复杂历史现实，又使这一道德理想不断遭遇现实的冲突与困境。他以“应该学做好人，但是坏种统治了世界”概括作品所蕴含的深沉感慨，指出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不仅构成《白鹿原》重要的思想深度，也使其对当代社会生活具有持续的启示意义。

在此基础上，王鹏程教授结合新近完成的研究文章《陈忠实的仕途》，从作家生平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陈忠实文学事业与行政经历之间的关系。他通过梳理相关传记、年谱及文献资料，考察了陈忠实在不同人生阶段对职业选择、文学创作与行政职务的不同态度。他指出，陈忠实早年经历了由农村青年向基层干部的身份转变，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文学逐渐成为其毕生追求的精神志业。此后，无论是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还是出任作协主席，都与其文学创作所获得的社会影响和文学界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从这一意义上说，陈忠实的行政生涯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文学事业发展的结果，而非其主动追求的根本目标。

王鹏程教授进一步从“干才”的角度分析了陈忠实的行政能力与人格特质。他认为，陈忠实具有较强的实际办事能力和公共责任意识，无论是早年参与基层工作，还是后来为改善陕西作家的创作条件、推动作协基础设施建设，都表现出勇于担当、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但与此同时，陈忠实在识人用人、组织管理及复杂行政关系的处理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王鹏程将其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的经历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指出其行政工作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有所差异的处境与特点，也反映出一位以文学为志业的作家在承担公共管理职责时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王鹏程教授强调，理解陈忠实，既需要充分肯定其文学创作之外的社会责任与实际贡献，也应以客观、审慎的态度认识其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尽管陈忠实曾长期担任文学组织的领导职务，但“他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作者，你的作品留下来，这是最主要的。”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始终是陈忠实生命价值与精神追求的核心所在，而《白鹿原》及其所代表的艺术成就，才是其留给中国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遗产。对陈忠实行政生涯与文学志业之间关系的考察，有助于从更加完整的历史视野理解作家的生命历程、人格品格及其文学创造。

梁瑜霞教授代表西安思源学院文学院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并结合自己三十余年来阅读、研究陈忠实作品及与先生交往的经历，深情追忆了陈忠实先生的文学成就与人格风范，阐述了《白鹿原》的经典价值及其世界文学意义，同时介绍了西安思源学院在陈忠实文学精神传承、学术研究和文化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实践与未来规划。

梁瑜霞教授回忆，1993年初读《白鹿原》时，便为其宏阔的历史叙事与深刻的思想内涵所震撼。她认为，《白鹿原》不仅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文学经典，更为认识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历史形态、伦理结构与精神世界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学样本。“即使三百年后，依然会有人研究《白鹿原》”，因为作品所揭示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经验与人性世界，具有超越具体时代的认识价值与审美意义。在此后的交往中，陈忠实先生真诚待人、重情重义、宽厚谦逊的品格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结合先生热心支持高校学术活动、关怀青年学子以及以书法馈赠友人的往事，指出陈忠实不仅以文学作品塑造了令人敬仰的精神世界，更以自身的言行践行着朴实厚重的人生信念，其文学成就与人格风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在谈及陈忠实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时，梁瑜霞教授特别强调了《白鹿原》对中国传统社会与复杂人性的深刻揭示。她回忆，陈忠实先生曾在一次高校讲座中回应学生关于小说中性描写的提问，指出“性是最深刻的人性”，文学创作不能停留于现象的表层呈现，而应深入揭示人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她认为，这一创作认识体现了陈忠实对文学艺术本质的深刻思考，也揭示了《白鹿原》超越地域经验、进入普遍人性探索的重要路径。她援引王仲生先生关于陈忠实“从与农民共思考走向与民族共思考”的评价，进一步提出，陈忠实通过对人性深度与复杂性的持续探索，实现了从乡土生活经验向民族历史经验、再向人类普遍精神命题的拓展。“从与农民共思考，到与民族共思考，再到与人类共思考”，正是理解陈忠实文学创作不断超越自身、走向世界文学视野的重要线索，也是《白鹿原》具有持久经典价值的重要原因。

梁瑜霞教授进一步介绍了西安思源学院在传承弘扬陈忠实文学精神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她指出，陈忠实先生与西安思源学院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学校始终珍视这一宝贵的文学文化资源，将其文学精神的传承融入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校园文化建设之中。近年来，文学院通过组织新生参观陈忠实文学馆、邀请专家开展专题讲座、持续推进《白鹿原》相关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搜集等方式，引导青年学生深入理解陈忠实的文学理想、创作道路与精神追求。在学校建校二十五周年之际，文学院还通过专题影像创作，呈现陈忠实文学理想与学校教育理想之间的深厚联系，积极探索文学精神融入高校文化育人实践的有效路径。她表示，作为文学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将陈忠实先生崇高的文学理想与精神品格传承下去，使其成为滋养青年成长、涵育人文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

面向未来，梁瑜霞教授提出，应进一步加强陈忠实文学文献的系统保护、学术研究与数字化传播，推动经典文学资源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她特别强调了陈忠实珍贵手稿的保护与数字化保存工作，建议尽快开展相关文献的扫描、整理与数字化建档，为后续版本研究、文献考证及学术传播提供可靠基础。同时，应依托陈忠实研究中心、陈忠实文学馆及文学院相关研究力量，持续深化《白鹿原》田野调查与作家史料整理，探索以纪录片、影像叙事和数字媒介等方式呈现陈忠实的文学人生与精神世界。她表示，西安思源学院文学院将进一步发挥文学教育、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的综合优势，积极承担陈忠实文学遗产保护、研究与传播的责任，推动文学经典的当代阐释与创新表达，使陈忠实先生的文学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得到传承与弘扬。

吴玉军教授从家族叙事的艺术成就、文学经典的跨媒介传播、作家的精神品格及未来研究方向等方面，深入阐释了《白鹿原》的经典魅力与陈忠实文学精神的当代价值。他指出，陈忠实先生虽然已经离世十年，但其文学作品依然焕发着持久的艺术生命力。《白鹿原》作为中国当代家族叙事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深厚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艺术个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结合《古船》《尘埃落定》等家族叙事作品，以及陕西本土作家的相关创作进行比较，认为《白鹿原》在家族历史书写、人物命运呈现和地域文化表达等方面展现出卓越的艺术成就，体现了中国当代家族叙事文学的重要创作高度。

吴玉军教授特别关注《白鹿原》的跨媒介改编与艺术传播。他指出，《白鹿原》问世以来，不仅在文学阅读与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还先后被改编为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电视剧及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出文学经典跨越不同艺术门类的强大生命力。他结合自己对相关改编作品的研究，分析了不同艺术形式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与主题表达方面的艺术处理，指出各种改编在延续原著思想内涵的同时，也根据不同媒介的表现特征进行了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特别是不同版本对朱先生、田小娥等人物及相关情节的取舍与重构，体现了文学经典在不同艺术语境中的多样化阐释。他认为，这些跨媒介改编不仅拓展了《白鹿原》的传播范围与接受空间，也进一步彰显了作品深厚的思想内涵、丰富的艺术阐释可能及其持久的文化影响力。

在谈及陈忠实先生的人格风范与文学精神时，吴玉军教授提出，陈忠实是一位具有鲜明“关中风骨”的文学大家。这种精神品格既体现于《白鹿原》等作品对乡土社会、人物命运与道德理想的深刻书写，也贯穿于陈忠实先生的为人处世与文学实践之中。他认为，陈忠实身上所体现的淡泊名利、谦逊自守的精神操守，乐于助人、关怀他人的奉献品格，严谨务实、注重调查研究的治学态度，以及善于借鉴又坚持独立创造的艺术追求，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人格力量。“关中风骨”不仅是陈忠实文学创作的重要审美特征，也是理解其文学理想、人生信念与文化精神的重要切入点。

吴玉军教授指出，当前学界对《白鹿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相较而言，对陈忠实中短篇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创作的关注仍显不足，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他建议，在持续深化《白鹿原》经典阐释的基础上，拓展对陈忠实不同创作阶段、不同文体作品及其艺术演变的考察，尤其应关注其文学创作中地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从更加开阔的文学史与文化研究视野，深入揭示陈忠实文学世界的丰富内涵。他强调，持续拓展研究领域、深化作品阐释、发掘陈忠实文学创作的多重价值，正是对这位文学大家最好的纪念与致敬。